不仅如此，而且，迄今为止，尚没有一个基于儒家立场的世界历史叙述。

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，但我们可以简单地归纳为：有的人认为儒学与科学是冲突的;有的人认为儒学与科学是可以相容的。这也关乎我们今天怎样重建儒学的问题，就像刚才有学者谈到的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，他们要开出民主和科学，那么，科学怎么开出来?不少学者已经意识到：现代新儒家的内圣开出新外王是行不通的，也就是说，他们那样的内圣儒学是开不出科学与民主来的。

但也有一些零星的想法，向各位汇报一下。[2] 亚里士多德给出了西方的第一个范畴表，那就是他的《工具论·范畴篇》。但是，这不排除它下面有小范式的差别、甚至冲突。但这并不是说儒学不能容纳科学、不能容纳知识论，只不过它确实不太关心这个问题。他谈的诸天和谐，是从数学导出了一个宇宙论的建构，其中也包括了人伦——伦理。

) 非常高兴参加这么一个会议。二 怎么讲清楚?我有自己的一套看法，限于时间，我只能简单谈一下。犹人之生也，气得其和，则为安乐人，及其有疾也，以气不和，则反常矣。

杨时对王安石新学的理论批判，主要是指责其学说有众多的不知道之处。一、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 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中的古老问题。正因为如此，杨时认为王安石溺佛还不是好友吴国华所说的知道而未尽的问题，强调不知道与不尽道有根本的区别。[1](P1170)杨时继承二程批评王安石言乎一事，必分为二的天人相分观点。

杨时在宋室南渡后被诏用入朝为官，他利用政治地位的提升激烈地批判王安石及其新学新法，主张废新法，黜新学，追夺王安石王爵，罢斥王安石配享之像，降王安石于从祀地位，毁王安石新学的理论典籍《三经》版，试图从政治上摧毁新学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而以洛学代之。沙泥既去，其清者自若也。

也正因此，形成了两者间的既有共同话语，又充满了矛盾与冲突。南宋人黄震曾评论杨时晚年溺于佛氏，而有失醇儒： 龟山气象和平，议论醇正，说经旨极切，论人物极严，可以垂训万世，使不间流于异端，岂不诚醇儒哉。王安石论诚，说：能不以外物累其心者，诚也。先王理财是为了均节财用，王安石的理财却计较盈余，导致聚敛，纯粹为利。

不知道是说王安石言多不中理，无补于社会的治乱且有大戾。在杨时看来，只有使君主由义走向善，才能成为尧舜一样的圣君，也才能有清明的政治。王安石公开谈佛论道，被杨时认为是不知道。杨时反驳说：四时之运，终则有始，天行也，无之天之人之异。

同程颢一样，杨时以水为例讲性善性恶，认为水清如性善之正常，因混入泥沙而浑浊的水则如性恶之反常，将泥沙去掉，水会恢复其清之常态。认为只有通过会通百家，兼容开放，各采其长，也就是我读万卷书，识尽天下理。

荆公云：利者阴也，阴当隐伏。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，为纠正谬论，排除推行变法的障碍，王安石提出天人相分说作为其变法革新的理论基础。

今夫水清者，其常然也。又云：《维摩经》云‘真心是道场，儒佛至此，实无二理。作为宋代儒学复兴思潮中形成的两大义理学派，洛学与新学在思维路向、价值取向等方面大异旨趣，但亦有其殊途同归之处，即内圣外王的学术宗旨。在王安石看来，人虽然可以有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品行，但这些并不是人性中本来所具有的。杨时继承二程反对王安石的理财、重利思想，认为理财之说并非不可取，只是王安石之理财违背先王理财之本义。说： 好恶者，性也[2](P691)。

杨时不仅在现实政治中抨击王安石新学的邪说之害，晚年还著有《三经义辨》《字说辨》《日录辨》，从理论上进一步批驳新学之弊。第八庵摩罗识，唐言白净无垢。

在二程看来，天人间应是合一、一体的关系，而王安石讲天人相分是不识道。若夫将适越而北其辕，则不可谓行之未至也。

……而尧晏然不以为虑，此能为天之所为，任理而无情故也。天地之大德曰生，然河决以坏民屋而天不恤者，任理而无情故也。

一些反对变法者利用自然灾害，以天人感应的灾异附会说阻挠变法革新。王安石通过讲天人相分而重视主体的独立存在性，并从主体人的心理生理能力出发，认为性无善恶之分。如王安石说：所谓天之所为者，如河决是也。故曰：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，则义利初无二致焉，何宣著、隐伏之有？若夫宣著为善之名，而阴收为利之实，此五霸假仁义之术，王者不为也。

……方今乱俗，不在于佛，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，以言相尚，不知自治而已[2](P779)。王安石为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，根据社会实践需要，一改儒家罕言利重义轻利的传统，主张义利并重。

两宋之际，学派论争与党派斗争交织在一起，杨时曾称自己之所以直言王安石之学的弊端，并非是好攻人之恶，也并不是出于立党尚气之争，而是因为不直则道不见，是为了别白是非，审明邪正。物正物自正也，大人只知正己而已，若物之正何可必乎。

至于汩浊，则沙泥混之矣。[3](P273)在杨时看来，佛教与儒学相对立，是邪说异端。

《礼器》曰：‘礼以多为贵者，以其外心也。农夫女工，无所不问，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。杨时继承传统儒家学说，注重天人、物己、内外的合一，万物的和谐一体，而王安石提出天人相分，倾向于言乎一事，必分为二的分的思维方式，因此其《字说》被杨时指责为有流于分文析字的支离之弊，其天人观被认为是不知天道。[3](P139)认为理财应以合义为标准，合义就是虽一分不妄予，亦不妄取。

王安石以利为义的观点不为二程所认同，二程认为义利是对立的存在，并将义利之辨与天理、人欲之说统一起来，以行仁义作为变法的指导思想，认为王安石兴起事功、重视功利导致了朝廷聚敛，王安石是兴利之臣新学学者在经义的训释中，着重阐发了因时变法的思想，指出了改革更易的必然性及变法中的一些理论问题。

王安石继承宋初诸儒开辟的事业，以崇高的使命感投入到复兴儒学、挽救社会危机的事业中去。安石退而精思，至忘寝食。

青苗法施行后，反对派对此攻讦不己。但王安石于此时对儒家诸经之中最富哲学意蕴的《易经》发生兴趣，作出训解，则决非偶然，它反映了王安石这一时期内的理论兴趣。